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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个体与公共之间追寻

    来源:bbin下载 | 作者:admin | 本文已影响
    内容摘要: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上来透口气》是作者前、后期创作的过渡。小说围绕着日常与例外、胖子与瘦子、现在与过去、名字与自我这四对关系来组织情节,巧妙展现了个体与公共世界间的冲突,表达了主人公保灵寻找独立的主体性,以及这一追寻破灭的悲怆心情。这部小说既脱离了奥威尔早期创作只注重刻画孤独个体的沉闷,又没有后期作品偏重呈现公共世界的残酷,忽视个体丰富性的政论风格,因而是奥威尔小说艺术的成熟之作。 
      关键词:乔治·奥威尔 《上来透口气》 个体 公共 
       
      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创作分为30年代和40年代两个时期,《上来透口气》(ComingUp For Air)写于1938年,发表于1939年,是作者前后期创作的过渡。欧文·豪(IrvingHowe)十分推崇奥威尔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对这部作品却评价甚低,说它“无关紧要”,甚至由此认为奥威尔“不具备一位真正的小说家的创造性”(qtd.in Meyers,George Orwell:The Critical Heritage 160)。然而,细读之下不难发现,欧文·豪所言并非事实。如果说奥威尔的前期作品是表现个体的孤苦求索,艺术上过于沉闷,而后两部作品是揭露公共世界的残酷性,偏废了个体的丰富性,那么正是在这部过渡性的小说《上来透口气》里,奥威尔既注重表现个人的内在意识,又恰如其分地展现公共世界对个体的压迫。而且,小说巧妙地把个体与公共世界间的冲突编织在几组对立关系之中,表现出了奥威尔精湛的叙事才能。下文将通过分析小说中隐藏的四对关系,来探讨奥威尔是如何呈现现代世界里主体失落这一主题的。 
       
      一、日常与例外 
       
      《上来透口气》讲述了主人公乔治·保灵(George Bowling)在二战前夕返回家乡,寻找田园诗般的童年时光的经历。保灵是一位中年的、中产阶级的保险公司代表,有两个野牛般的孩子,一个爱唠叨的、没有活力的妻子。他自己则工作缠身,正在发胖变老,对婚姻不满,对异性缺乏吸引力。在奥威尔的六部小说中,保灵是唯一一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处于社会平均水平,走在人群中不会被他人所注意的主人公。他淹没在社会洪流中,跟公共世界是合一的。 
      然而,小说一开头就给这个不为人注意的主人公安排了一系列例外。故事开始的这一天是保灵不用工作的一天。这个例外使他摆脱了忙碌而平淡的生活,站在人流之外观看世界。在这一天,他预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也对自己的人生意义感到迷茫起来。作品中写到,保灵看着上班的平庸人流,感到自己“颇有点哲人的味道”,他认为“部分的原因是在于我没有工作要去做”(316)。他产生了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感受,出现了“梦游人”的想象:“我在想,这噪音大得能吵醒死人,但是吵不醒这群人。我感觉自己好象是在梦游人之城中惟一一个清醒的人”(316)。“梦游人”曾是希特勒用来比喻德国民众的一个意象。奥威尔则多次用它来比喻英国人民。保灵感到那些来来往往的愚蠢面孑L如“十一月的火鸡那样对于自己将要遭遇何事一无所感”(317)。而他同时意识到今天以外的其他日子里,他自己也是平庸人流中的一员,这一点令他恐慌。正是这一突现的清醒开启了保灵与公共世界的分离。 
      这一天对保灵来说构成例外的,还有他装了新假牙。保灵对此十分感慨,他说:“假牙是个里程碑。当你掉完了最后一颗牙以后,你调侃自己是个好莱坞帅哥的日子一点没错算是过到了头。我四十五岁,也长上了膘”(296)。在作品中,“假牙”这一意象反复出现,构成保灵的焦虑。甚至在设想战争来袭后的未来情景时,他也用“牙”做比喻:“一条小街那儿有个巨大的炸弹坑,整个街区的楼房都被烧空了,看起来像是一颗蛀空的牙”(317)。这一描写极为形象。战争作为世界的灾难,假牙作为个体衰朽的标志,两者恰当地联系在一起。 
      紧接着,作品交代了另一例外——保灵拥有17镑私房钱。这笔钱来自于一次根据占星术推算出来的偶然获胜的赌马,属正常生活之外的“意外之财”。而处理这笔钱的方式更是保灵人生中的例外。他说,“好象是灵机一动——非常古怪,大概代表了我这辈子的另一个里程碑——我只是悄悄地把17镑存进了银行,谁也没告诉,以前我可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但是我当好丈夫和好爸爸已经15年了,我开始觉得够了”(297)。假牙是个里程碑,存私房钱是另一个里程碑——他想要寻找自己作为个体的人生价值,想拥有自己的私密生活,因此,为了摆脱“好丈夫和好爸爸”这个公共标准,他就把钱“悄悄地”存了下来。 
      正是站在人流外对人世的观看,正是由假牙带来的人生易逝的衰败感,使保灵成了一个梦中醒来的人,对自身的主体意义进行了反思,萌生了要把当年(1938年)的休假时间用于独自回老家的念头。对他而言,这也是例外。20年来他不曾回过老家,甚至不曾想起他的家乡来;而婚后10多年,保灵的假期全都奉献给了家庭。假期本身是对工作的摆脱,是把自身从工具性中解放出来。然而每回度假,他的妻子总是算计着旅馆是不是多收了他们的钱,孩子们则像吸血鬼一样折磨他。他感到自己的人生就在这样的唠叨和喧闹中失去了所有诗意和价值。因此,他所安排的返乡之旅,是对吞没主体的日常生活洪流的反抗,是追寻自身价值的尝试。 
       
      二、胖子与瘦子 
       
      保灵身体衰落的另一标志是发胖,他的体重已达94公斤。奥威尔从不把体型看作是中性的,外在于个体命运的客观现象。在奥威尔小说中,胖子都跟社会十分合拍,生活得如鱼得水,而瘦子总是怀有一颗苦恼的心,对人生充满焦虑。保灵的肥胖也使他在跟世界相接触的切面上变得圆融自在,以至感到自己成了公共世界这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丧失了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说的对社会进行批判、超越的“否定性思维”(111)。保灵自己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特点,他说胖子比较“能融人周围环境”(311)。肥胖使得你能跟任何人轻松地打交道,跟社会各阶层友好相处,使你在推销保险方面也比他人在行。保灵甚至认为,与人们通常的想象不同,在讨女人欢心方面,胖子其实也比瘦子更受欢迎。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发胖是保灵失去主体性,达到公共与个人的“和谐”的象征。 
      然而,保灵不是天生的胖子,他的“胖龄”还只有十年。这使他对肥胖有着辨证的看法,表现出奥威尔的幽默、博学和思辨才能。他说:实际上胖人,特别是从生下来就胖的人,就算从小时候起吧,跟其他人不大一样。他所过的日子跟其他人不在一个层面上,那是种轻喜剧的层面。但对于市场上的杂耍演员或任何一个体重超过二百八十磅的人,他们的日子与其说是轻喜剧,倒更不如说是低级闹剧。我这辈子胖过也瘦过,知道长胖对于人们观念上的影响,长胖好象让人变得不会对事太较真。如果有人从来就是个胖子,从会走路时就被叫做胖子的话,我怀疑他根本就不知道有那种较深层的感情的存在。(310) 
      他认为,胖子的生活中不存在庄严感和悲剧感,胖人一出场就能叫悲剧变成喜剧,因而 
    不能想象哈姆雷特是个胖子。发胖的人在社会上占据更多物理空间,外形上没有太多棱角,因而在私人与公共世界相摩擦时不容易感受到痛苦。然而,一旦胖子对自身的肥胖(这快乐的源泉)感到焦虑时,他便会产生自我正在被消解的痛苦意识。而这痛苦意识本身便是对主体独立性的挽留。 
      保灵正是把寻找自我与他对肥胖的焦虑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胖人们的脾性我都已经具备了。但是同样的事实是,在内在意义上,在精神上,我并非全是胖的”(311)。他原本认为胖子的外型与内在精神是统一的,但具体到他自己身上,两者却又产生了分裂:他一方面是个胖子,是个只要还能赚佣金,就可以生活得很好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个精神上的瘦子。“在我内心里还有些别的东西,主要是过去岁月留下的一些痕迹,我以后再跟你细说。我外表是胖,但是内在的我是瘦的。你有没有想到过每个胖人内部都有个瘦人,就像有人说的,每块石头中都有一座雕像?”(311)石头未经雕琢不具有意义,但每块石头又都内在蕴涵着一个雕像。雕像由于具有特定的意义,不再是漂浮的能指,而成了固定的所指。在这一语境下,石头与雕像,恰如胖子和瘦子,对应了主体意义的消亡和对意义的寻找。 
       
      三、现在与过去 
       
      保灵的“瘦子”根植于他的过往岁月。他认识到他的独特性在于他有自己的福地(家乡),有他得以成为自己的历史,也就是说他平凡而独特的人生已为自己构建了一尊有意义的雕像。一个正在变胖,逐渐消融于公共世界的个体对过往岁月的追忆是一次对自我的救赎。他返回家乡的步伐是试图从胖子中找回瘦子,从石头里找出雕像的高贵努力。 
      保灵的过往岁月在这部小说中特指1914年以前的时光,1914年以后保灵离开家乡去参加一战了。而那段时光的意义,主要在于当时家乡所具有的宁静氛围。保灵说,“你要是愿意,就叫它和平好了,但是我说‘和平’的时候不是指没有战争,我指的是平和,那是你在心底里所感到的”(452)。“和平”是指外在世界的状况,而“平和”则是个体对世界的感受。瓦尔特·本雅明也曾把1914年前后的世界作过对照,认为1914年以后的现代世界是一个经验贫乏的世界。本雅明列出了三样在经验贫乏的世界不复存在的东西:人们生活的松弛状态;生活中的手工氛围;以及人们对死亡和永恒的关心。巧合的是,在《上来透口气》中,奥威尔也主要是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对比来展现从前的平和氛围的。 
      本雅明认为,旧时代的第一特点是日常生活节奏缓慢,精神和肉体放松,人们处于忘我境地。保灵对家乡生活的第一印象也是生活节奏慢,每个人在教堂都有自己的固定位置,每件事情似乎都在重复。母亲总是在固定的时间开饭,父亲总在周日下午好好“读上一通”,并把读来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而父亲所讲的故事也经常是重复的,重复频率最高的故事是约拿藏身鲸鱼腹中。人们的生活有规律,但并不机械,而是自然的。小说中写到:“至于一日三餐之类,我们家是那种钟表一般准时的家庭,不,不应该说钟表一般,那样说有机械化的意思,而是多少像是自然规律。就像你肯定太阳明天会升起一样,你也可以肯定早餐会在明天早晨放好在桌子上”(339)。并且,当时的人们没有紧迫感,时间像是无穷尽的。而现在,人们每天都生活在危机之中,又忙碌又恐惧:“恐惧!我们在其中游泳,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特点。没被丢工作吓晕的人会被战争和法西斯吓晕的”(336)。在保灵的独自中,曾七次出现“回水处(backwater)”这一意象。回忆中一个个宁静的回水处,鱼儿成群地、自在地在其中游弋着,成长着。这一童年时代留下的景象成了保灵的精神寄托,也是对他自身成长的隐喻。 
      与崇尚简约的机械复制时代相比,本雅明认为旧时代之美还在于其手工氛围。他感叹时间不足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人再也不会去干这些不可约简的事情了。而《上来透口气》中保灵对母亲做糕点的描述正是作者对旧时代手工劳动的一首动人赞歌: 
      看别人做一种她熟练到家了的工作能让人入迷。看一个女人——我的意思是一个精通于做饭的女人——揉面也是这样。她有种怪异、肃穆、冷漠的神色,是一种心满意足的神色,就像是一个祭司在行某种神圣之礼。当然,在她自己心目中,她正是这样的角色。……当她做饭时,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极其精确,沉着无比。打蛋机、绞肉器、擀面杖用得得心应手。看她做饭的样子就知道她正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之中,做那些她所精通的事。除了看星期天的报纸及偶尔闲聊,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说好象是不存在的。(338) 
      母亲跟她使用的工具是一体的,跟自己也是合一的,她陶醉在工作之中,享有内心的安宁,她的劳动使日常生活充满了宁静而崇高的诗意。有评论者把这段话与保灵成年后在奶吧里吃到的倒人胃口的、以代用物品制造的香肠进行了对比。在那里,一切都是挤出来的,或者是水龙头里喷出来的,失去了母亲制作的糕点的天然性。然而,更有意思的对比或许在保灵的母亲和他妻子之间。保灵也曾描述妻子做糕点的景象:“当她做糕点时,她不会想着糕点如何,而只会想着怎样省黄油和鸡蛋。……当我和她睡觉时,她所想着的全是怎样避免怀上孩子;当她去看电影时,她会一直为票价心疼,愤慨不已”(423)。这不只是两个女性间的对比,而是两个时代的精神状态的对比,同时也是保灵的生活风貌的对比。人们失去了与物、与劳动的合一,劳动不再是美和享受,而成了负担和算计。小说甚至举了极端的例子来说明人们丧失了对劳动的激情:如今连谋杀案都变得粗制滥造,没有以往那么精心设计、惊心动魄了。 
      本雅明认为,和手工艺一同消失的,还有人们对死亡和永恒的关切。正是死亡使一个人全部的知识和智慧,以及全部的生活经历变得清晰起来。死亡也是一个喻导生者的过程,因而将死之人会获得无上权威。然而,进入现代以后,死亡却越来越被赶出了生者的感觉世界。19世纪更是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养老院、疗养院和医院,以便人们在临近末日之时,将他们打发进去。现代人害怕死亡,尽可能不与死亡接触。在《上来透口气》中,保灵看到一片新建的长达二十英里的墓地。最令他感慨的不是城市的发展之快和墓地的粗糙样子,“而是他们把墓地置于外边,置于镇的外围这件事”,是人们“想把墓地推得远远的,不想被提醒有死亡这件事”。他看到墓碑上人们从不说“死了(died)”,而总说“走了(passed a-way)”或“睡着了(fell asleep)”。但在他的童年时代,情况却很不同,“那时的教堂墓地就卡在镇中间,你每天都要经过那个你爷爷躺着的地方,而且总有一天你也要躺到那儿。我们并不介意看到死人。甚至天热时可以闻到死人的气味,因为某家的墓穴封得不够好”(466-67)。此时,不仅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在,甚至人与死人也共在,于是人成了有家园有根的人。小说中写到:“那是个一切安定的时代,文明还如大象般稳稳地站它的四条腿上,因而像来生这种事就不重要了。。要是你关心的东西会继续存在下去,那就会死得放心了。……从个体来说他们不复存在,但是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将会继续,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仍保持不变。他们感觉不到脚下的大地正在颤动”(394)。而现代人对死亡的恐惧则源于他已看 
    到自己的生活是是一次性的,不会被重复的。 
      缓慢的生活节奏,手工劳动的氛围,对死亡的关切,这三者都是故事得以讲述和流传的要素,也是个体的安全感和生活意义得以滋养的土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保灵对过去的追寻成了对自我意义的求索。然而,家乡已是面目全非:人口从两千发展到了两万;由于大量新的建筑物,城镇原来的十字架形状被破坏了,中心建筑失去了中心地位,指引方向的标志性建筑被淹没在了新的高楼中,城市的每个侧面看上去都一个样子。于是,家乡成了无方向之城,人成为茫然漂流之人,以至于保灵在自己家门口迷了路。罗素说过,“1914年以后,我们失去了幸福的能力”(qtd.in Bloom 85)。把这句话放在保灵身上,何其贴切! 
      极有象征意义的是,小说中过去与现在的对比,还体现在两代人的职业和姓名之上。保灵的父亲是个种子零售商,工作兢兢业业,买卖诚信,而保灵则是个保险推销员,每天琢磨的是如何哄客户签支票。“希尔达”(Hilda)原本是保灵母亲订阅的一本通俗杂志的名字,现在却成了他妻子的名字。似乎保灵现在的整个生活,只是他早年生活的影子和衍生品。如果过去是真实的,那么现在只是那个真实世界虚构出来的一个多余而无意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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